翻译理论与实践
最近更新时间：2013-11-05 18:12 来源：尚才翻译
国外翻译界有一句流传颇广的俗语：“Those who can, translate; 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 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 teach translation theory．”此言出于何人之口，不得而知，但其中凸现的对翻译理论的态度却一目了然。国内翻译界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之争的关系一直存在正反两种对立的观点。以董秋斯、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王东风等为代表的正方认为翻译“有一定客观规律可循，并不完全靠天才和灵感”。而以劳陇、张经浩等为代表的反方认为在语际转换过程中，“主观创造性思维起主要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 “翻译课程的教学只要实践就行，不需要教什么理论，说教理论是外行话”。“译者的工作存在若干共性，但不存在译者照办不误就能做好工作的什么‘规律’”。由此看来，翻译中的“科学派”与“艺术派”“翻译理论无用论”与“翻译理论有用论之争”，由来已久，影响深远。
不难看出，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对翻译理论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否则就被讥为“脱离实践”，是无用的“空头理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对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不以为然，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时至今日，“翻译学”日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西方翻译研究已经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我国译界仍然停留在“怎么译”“理论是否有用”这一层面，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译学的贫乏，译界的悲哀！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精细，理论和实践之间也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不容脱节。认为搞理论的人一定要有实践的基础，未免太绝对，太苛求。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正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译者如果不能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那就永远是一位“翻译匠”，而不是“翻译家”。如果以既能将翻译理论写得头头是道，又能译出上佳译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精神可嘉，无可厚非；但若以此标准要求任何研究翻译的人，那就太差强人意，不合情理。道理很简单，正如文艺理论家并不一定同时是作家、诗人，建造过几间茅屋或小楼成不了建筑大师一样。“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在语言学界，从不曾听人对语言学家含讥带讽地兴师问罪：“你们这种语言学理论对我有何用？我从来不读你们的语言学著作，说话不照样流畅自如吗？”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位歌唱家质问音乐理论家：“为什么读完了你的《音乐原理》，我的演唱技巧仍然毫无长进？”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某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理论来就会头头是道，而另外有些人形象思维比较发达，语言文字修养比较出色，于是文学翻译水平就比较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互相宽容，这样翻译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国的翻译事业才能够兴旺发达。国内翻译界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但另一方面，又轻视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许钧曾经说过“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西翻译研究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中西翻译界基本上都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畴之内，也即主要关心的是翻译的方法（如直译、意译等问题）、翻译的标准（如严复的“信、达、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等）、翻译的可能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等问题。但是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翻译研究与此前的研究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根据谢天振的观点，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三大突破：“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巧性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的身上；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主要起源于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它主要研究翻译的标准、方法和技巧并对译作进行评点式、印象式和随感式的批评，研究方法一般多为对译作的表面观察进行主观判断”。所以许钧指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在认识上比西方起码要迟20年。”出现这种局面，与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排斥态度有关。
不难看出，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对翻译理论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否则就被讥为“脱离实践”，是无用的“空头理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对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不以为然，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时至今日，“翻译学”日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西方翻译研究已经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我国译界仍然停留在“怎么译”“理论是否有用”这一层面，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译学的贫乏，译界的悲哀！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精细，理论和实践之间也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不容脱节。认为搞理论的人一定要有实践的基础，未免太绝对，太苛求。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正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译者如果不能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那就永远是一位“翻译匠”，而不是“翻译家”。如果以既能将翻译理论写得头头是道，又能译出上佳译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精神可嘉，无可厚非；但若以此标准要求任何研究翻译的人，那就太差强人意，不合情理。道理很简单，正如文艺理论家并不一定同时是作家、诗人，建造过几间茅屋或小楼成不了建筑大师一样。“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在语言学界，从不曾听人对语言学家含讥带讽地兴师问罪：“你们这种语言学理论对我有何用？我从来不读你们的语言学著作，说话不照样流畅自如吗？”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位歌唱家质问音乐理论家：“为什么读完了你的《音乐原理》，我的演唱技巧仍然毫无长进？”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某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理论来就会头头是道，而另外有些人形象思维比较发达，语言文字修养比较出色，于是文学翻译水平就比较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互相宽容，这样翻译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国的翻译事业才能够兴旺发达。国内翻译界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但另一方面，又轻视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许钧曾经说过“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西翻译研究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中西翻译界基本上都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畴之内，也即主要关心的是翻译的方法（如直译、意译等问题）、翻译的标准（如严复的“信、达、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等）、翻译的可能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等问题。但是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翻译研究与此前的研究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根据谢天振的观点，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三大突破：“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巧性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的身上；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主要起源于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它主要研究翻译的标准、方法和技巧并对译作进行评点式、印象式和随感式的批评，研究方法一般多为对译作的表面观察进行主观判断”。所以许钧指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在认识上比西方起码要迟20年。”出现这种局面，与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排斥态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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